东西问｜王琛发：与三佛齐交往史打破“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刻板印象 - c7娱乐官网

近期热播剧《太平年》中提及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名称——三佛齐（亦称“室利佛逝”）。这个源自梵文 Srivijaya 的古代南海国家，其历史跨越唐朝至明朝。室利佛逝兴起于唐代初期，逐步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上多个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是剧中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重要海上贸易伙伴。这一情节引发了公众对三佛齐真实面貌的关注，以及其与中国唐宋时期关系的探讨，特别是关于文明互鉴的方面。

针对这些疑问，本报“东西问”栏目专访了致力于古代南海丝路及华人聚落历史研究的专家——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他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史，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

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首次了解到“三佛齐”这个名字。那么，历史上的三佛齐究竟是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三佛齐（室利佛逝）的崛起始于唐朝初期。公元686年，室利佛逝的统治者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促成了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诸邦的联合，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众多港口城邦的联盟体。

《宋史》记载，三佛齐管辖“十五州”，其地域范围从今日泰国东南部海域延伸至马来半岛东岸以南，以及马六甲海峡西岸与苏门答腊之间，还包括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三佛齐的十五州联盟曾是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重要伙伴。它以港口为节点，以航道为骨干，通过控制从暹罗的克拉地峡、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亚，到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洋网络，囊括了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据点，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作为当时苏门答腊东南地区南海最大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枢纽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集，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进行补给和维修，而短途航线则在各港口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该地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必须经过这一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是“通道”，更是“枢纽”。例如，阿拉伯商人运来的乳香，会在三佛齐集中后再转销中国。这使得三佛齐既是中国的主要买家，也成为了商品的分销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促使沿线“十五州”形成了一个互利的网络，巩固了三佛齐作为“南海之中”贸易枢纽的地位。

三佛齐十五州联盟的各个国家错落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既与中国海域紧密相连，又与西域各国通过海陆交通接壤。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洋往来，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系。

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三佛齐处于何种地位？双方的关系是臣属关系，还是平等的交往？

王琛发：从形式上看，三佛齐确实存在于唐宋王朝的“朝贡—册封体系”之内。但从实质上看，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互动。

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进入中国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优惠的地位，积极维护其对华经济往来，同时也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朝野能够持续交流，互惠互利。因此，“朝贡”更多地是一种礼仪性的形式，而非单向的依附关系。

史料显示，三佛齐是宋代与中国往来最频繁的南海国家之一，共有28次朝贡记录。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的方式来维持其贸易吸引力，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军事干预。相反，通过册封、赠予等方式，中国反而帮助其巩固了地区地位，客观上保障了三佛齐诸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当三佛齐遭遇危机时，唐朝并未改变友好态度，而是晋封其王子为王，并赐予物品和官职，使其在区域内获得更高的声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实质上拥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与外交关系。

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体现的？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核心角色，它构建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得中国能够持续地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方面，商人通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在此期间形成稳定的商业网络。这意味着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深度的联系。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联系。例如，在中国东南亚地区大量出土了唐宋时期的钱币：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沉船中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在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种日用瓷器数量巨大，动辄数以万计。而在往返的远洋航线上，商船通过互通有无，持续交换着香料、南洋特产以及各类矿产资源。

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商品往来，以及考古发现的器物，除了盆、碗、碟、罐、瓶等日常用品外，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研墨时向砚台滴水的宋朝水注。这表明两地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文明互鉴，也构建了跨海相互依存的经贸市场，并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金刚智、不空等僧侣也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天文、医药、工艺、航海等知识也随着海上贸易而互通传播。主持编纂《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就是吸收了南海及西域的知识，推动了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商业贸易，而是长期、双向、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靠海洋与海外相连，融入了世界交往的格局，也打破了过去“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偏见。

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一，互联互通的根本价值。三佛齐因控制连接南海至西域的关键海路的沿途节点而成为枢纽，这启示我们，海上通道的畅通对区域繁荣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二，贸易互利的持久逻辑。无论是乳香贸易还是钱币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格局。

第三，文明互鉴的深度可能。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交往层面，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为稳固。这种尊重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方面的支配或制度的强加，而是根植于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