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 c7c7

马匹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形象早已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成为精神象征、情感载体和人生写照。

涉马边塞诗词之所以能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原因有二。

首先，这些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关键窗口。张骞开通西域后，马匹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便随之建立。《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均记载了西域出产良马，特别是大宛“天马”，成为汉代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等作品，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正统叙事。

魏晋时期，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制度向西延伸，同时西域的胡马也大量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诗歌创作也随之发展，如曹植的《白马篇》和张华的《壮士篇》虽是泛写，但“大宛马”和“西北驰”的地理指向，暗示了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构想。

唐代是涉马边塞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更重要的是，岑参、高适、王维等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塑了文人对该地区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边塞诗，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的诗句，如“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和“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生动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代之后，涉马边塞诗词创作也未曾间断，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留下了不少边塞之作。在这些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载体，也反映了作者对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更是“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构建了一个“现实—象征—审美”一体化的涉马文学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一个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人文风情异于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发展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龟兹乐、疏勒乐等西域乐舞，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提到：“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来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增添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中和民间的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相应地，西域的各种习俗也逐渐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出土的汉文典籍，都提供了有力证据。西域的汉语和“胡语”逐渐通用，许多西域民众精通汉语。魏晋以后，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诗中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耶律楚材也曾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元代更是涌现出贯云石、萨都剌等一批文化修养颇高的西域作家，并形成了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有影响力的文学世家。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领域，马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中，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尤其是马背民族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和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寄托着边塞情怀和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意象之一，映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